●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“奇迹”的话，那么，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、清华的“得天独厚”，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、辅仁的“养尊处优”，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。
●老南开不设中文系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，如此设置科系，与南开之形成重实用、黜空谈的校风，不无关系。因此，让老南开与老北大比“逸事”，实在是不得要领。
一时兴起，议论起“老北大”，没想到岔路上竟碰上了新地雷，险些被炸得“粉身碎骨”。朋友中颇有频频摇头，劝我回归文学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总是笑而不答——不是不知越界操练之讨人嫌，而是割舍不了“阅读大学”时产生的强烈兴致。好在一付“业余选手”的架势，专家们尽可一笑置之。
其实，单是喜欢“走马观花”，拒绝“从一而终”这一点，就足证我并非合格的“校史专家”。除了与自家问学经历略有瓜葛的北大、中大、清华、燕大、西南联大，我还对另外三所大学耿耿于怀：那就是东南大学（中央大学、南京大学）、南开大学和无锡国专。开列如此庞杂的大学名单，一看就是“别有情怀”。并非专业的教育史家，我之谈论大学，不太涉及办学规模、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，而是注重其有无独立的精神、鲜明的个性。私心以为，上述几所大学的历史，值得有心人认真体贴与追摹。
从感兴趣到从事专门研究，隔着千山万水。除了“老北大”略有把握，其他大学的历史与现状，我所能做的，仅限于茶余酒后的闲谈。可一个偶然的机缘，促使我打破禁忌，品评起我所不太熟悉的南开来。
去年，为纪念南开大学创建八十周年，出版社推出了不少相关读物。我所见到的，就有历届校友所撰的《回眸南开》（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）、新一代南开人别具一格的“记忆”《南开故事》（祝晓风编，天津教育出版社）、专业色彩甚浓的《南开新闻出版史料》（崔国良等主编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）、侧重文化普及的《南开的脚步》（刘景泉等主编，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）等。再加上前一年的《南开逸事》（梁吉生主编，辽海出版社），关于这所大学的“故事”，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。
对于从未踏进南开校园的读书人来说，阅读“老南开”时，碰到的最大障碍是很难进入规定情景。借助历史照片、档案资料和回忆录，建立“虚拟的现场”，本来是此类著述的不二法门。可惜，除了陈省身的《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》、郭沛元的《管窥之见》、南周的《复校后南开人的生活》分别提供了二、三、四十年代的若干生活场景，余者多为人物介绍。人物介绍中，自然也有好文章。比如，我对柳无忌之谈梁宗岱、蔡美彪之怀张伯苓、刘泽华之记郑天挺、肖黎之状雷海宗、宁宗一之写许政扬，均极感兴趣。回忆文章本以真挚感人，特别忌讳为文造情，任何一个夸张的语句，或矫揉造作的表述，都可能让敏感的读者掉头而去。尤其是“老南开”不同于“老北大”，不以“名士风流”著称，其“缅怀故老”诸文，显得比较平实，符合这所学校的一贯风格。作为读者，我欣然接受此等不太有文采的笔墨。
“新南开”的情况不一样，离得很近，完全有可能提供更为详尽、生动的生活场景。实际上，《南开故事》所呈现的新一代南开人的“记忆”，便显得鲜活得多。后者的标榜“民间性、个人性”，强调“不要溢美，尤其要杜绝自恋”，自是可取，可实际操作起来很不容易。被作为“反面教员”提及的“北大百年”，确有不如人意处，但并非一概“庸俗不堪”，论者若能仔细分疏，当更具说服力。“回忆”不同于“忏悔”，本来就倾向于避难就易、舍苦取甜，更何况是“为校庆八十周年而作”。略为了解“庆典仪式”以及“纪念文章”的特性者，对其狂欢节般的亢奋与众声喧哗的嘈杂，会有比较通达的理解。
当年刘半农为《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》撰稿，提及纪念文章之难写，称不外“说老话”与“说好话”两种做法（《北大河》）。可偶尔也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者，或以梦想代替总结，或以鞭策转化批评，或发掘其不曾意识到的优势，或表彰其已经失落的传统，而所有这一切，大前提是“与人为善”，给人“补台”而非“拆台”的感觉。校方组织的不用说，即便是校友自发印行的纪念集，也都不脱“扬长避短”的路数。其实，这也没什么不对，关键是“所扬”必须是真正的“所长”。这样，读者略为打打折扣，还能得到这所大学的精神风貌———起码也知道当事人的期待与向往。因此，我读各种国内外大学的纪念册，从不指望在其间找到深刻的自我反省；当然，也从未将其自述等同于现实中的大学形象。
纪念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之诞生，从来都是立足当下、面向未来，而不是简单的怀旧。因此，只要不太离谱，多说点好话没关系。说到底，所谓“追根溯源”，很大程度是为了建立工作坐标与方向感。庆典上的自我表彰，历史学家不必过于当真，倒是致力于教育改革者，不难从这所大学的“形象设计”中体会当事人的价值取向与工作目标。比照庆典中的不同声音，以及不同出版物之间的差异，又可以让我们理解这所大学的真实现状。正是基于这一设想，我对一般视为“俗务”的大学庆典及其出版物抱有浓厚的兴趣。
至于南开之进入我的视野，不是缘于我对这所大学特别熟悉，反而是意识到自家的无知，想补补课。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，南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；可在教育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的今日，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南开，都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。这是我拜读上述书籍的初衷。
掩卷沉思，承认大有收获的同时，我还是略感遗憾。不是说里面没有好文章，也并非讲述的逸事不够精彩，而是嫌这些书的编辑思路严重受制于“北大百年”出版物——即使偶尔也表达“反叛”的愿望。
每所成功的大学，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；而性格迥异的大学，不见得都适合于从“逸事”的角度切入。而且，在我看来，必须是有“精神”支撑的“逸事”，方才值得史家认真对待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张伯苓为代表的南开人，以脚踏实地、埋头苦干、敬业乐群著称，而不以风神潇洒见长。一个突出的表徵，便是解放前的南开大学，文科方面侧重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经济，中国文学系则完全没有立锥之地。这与老北大之注重文史哲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老南开不设中文系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，张伯苓校长的“固执己见”（参见《黄钰生同志纪念集》156页），后人尽可“具了解之同情”。但有一点，如此设置科系，与南开之形成重实用、黜空谈的校风，不无关系。因此，让老南开与老北大比“逸事”，实在是不得要领。
这一粗浅的印象，在读完华银投资工作室所著《思想者的产业——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》（海南出版社，1999）后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。我不只认同该书之将大学作为“课题”而不是“闲话”来谈论，更赞成其关于这所私立大学的精神品格及办学思路的基本论断。作者再三强调，同样主张教育救国，创办南开的张伯苓，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蔡元培、梅贻琦等的“实业兴学”路线。而南开之“私立”，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，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“特立”与“自立”。一般人认为，政治立场偏于保守、极少高谈阔论的张伯苓，只是个很好的“实干家”。而该书一反“常识”，强调张校长作为“思想者”的功业，即努力发掘张伯苓教育理念及其办学实践在思想史上的意义。
此前，我也曾阅读过若干有关南开的资料，比如《严修东游日记》（武安隆等点注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5）、《张伯苓纪念文集》（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86）、《黄钰生同志纪念集》（申泮文主编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91）、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》（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89）等，当时就隐隐约约感觉到，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，“南开之路”非同寻常。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“奇迹”的话，那么，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、清华的“得天独厚”，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、辅仁的“养尊处优”，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。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馆时期的六个学生，发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、中、女、小、渝五部、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，南开的发展是“超常规”的。考虑到这几十年间战乱频仍，政治—经济环境相当恶劣，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，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。
无论任何时代，办教育——尤其是大学教育，前提是有理想、能操作、肯吃苦。如此投资大、周期长、见效慢的事业，确实不是“聪明人”所愿为。但也有好处，那就是，“教育”作为一种事业，正如胡适所言：只要肯耕耘，必定有收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所有的教育家，骨子里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。自称“于教育事业，极感兴趣，深具信心，故自誓终身为教育而努力”的张校长（《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》），之所以坚持大学“私立”，绝非只是贪图操作程序的简便（实际上南开的筹款压力始终没有缓解），必定有更深沉的考虑。《思想者的产业》正是抓往这一点，努力挖掘并阐发张校长“私立民有”的大学理念。
看得出来，论者不以历史叙述自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作者在表彰“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”时，心中也横着当下民办大学蹒跚学步的身影。割断了几十年的私学传统，终于在九十年代得到恢复，这曾经让许多有心人欢欣鼓舞。可现在看来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民办大学，其处境及实绩并不十分理想。据说，去年北京民办高校的在校生以及毕业生的总数，均已超过了公办高校（参见2000年2月12日《北京日报》的报道）。至于这些民办高校的整体水平，无论记者还是专家，均“不好妄加评论”。倘若“大学”之“私立”，其作用仅限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，化解过于强大的升学压力，而没有独立的思想／文化定位，实在有点可惜。我想追问的是，什么时候民办高校中的佼佼者，方才可能像当年的南开那样，凭借其雄厚的学术实力，挑战北大、清华的权威地位？
回过头来，自是格外欣赏张伯苓与老南开所创造的很可能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“教育史上的奇迹”。
3月27日于京北西三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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